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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喜:侧重内循环是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性举措绝非权宜之计

发布时间: 2020-08-17 03:00:28      来源:网络      作者: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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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郑丹 记者 郝成 北京报道

近期,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下,中国开始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坚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提法备受各方关注。

内循环究竟将侧重哪些方面?对于企业而言,该怎么具体推进?这究竟是一个短期策略、还是长期战略?就当前热议的一些问题,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企业联盟副理事长、亚洲品牌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聘导师柏文喜。

柏文喜

在商业界工作多年的柏文喜,具有商业地产资产管理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方面资深经验,他用贴近企业的角度向记者阐述他所理解的内循环经济。柏文喜认为,扩大内需的首要任务是达成国内市场一体化,具体应该从提高人民收入、转变公共财政功能等方面发力,“侧重内循环是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性举措,绝非权宜之计”。

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整合是首要任务

《中国经营报》:内循环这个概念,虽然有多方解读,但也有一些舆论,似乎理解有所偏差,你怎么看待内循环?

柏文喜:大众对于“内循环模式”的认知,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第一,在启动依靠内部市场和内部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同时,我国并未放弃和减少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对外经贸交流活动,而只是为了尽量降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供应链、产业链的过度依赖的风险,以尽可能避免对外关系可能发生突变时对国内经济社会的负面冲击。

因此当前强调的“内循环”,实际上是指在以往更加强调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要重新重视国内市场和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技术市场建设,搞好国内替代以提升国民经济运行的平稳性,是一种内外并重的“双循环”模式。

第二,启动内循环模式不会导致经济内卷化。启动内循环模式只是更加强调和重视国内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与技术自我进步的作用,并非完全闭关锁国不对外交流和沟通,而是尽可能继续保持和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范围,以尽量力求降低因外部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冲击。因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暂时会对我国经济运行发生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但显然不会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科技与市场发展停滞不前的内卷化问题。

第三,国内市场和自我发展能力从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对外开放只是推动改革和激活国内创新与市场活力的必要条件,外部市场是我国生产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补充。之前强调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是为了激活国内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而非不重视国内市场。

我国确实存在一些高度依赖外部资源和市场的加工型企业,甚至像铁矿石、原油、大豆、飞机等对外依赖程度也较高,但中国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与一些产业基础几乎全部依赖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城市型国家,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我国是一个巨型规模市场,还是一个以国内市场和自我发展能力为主体的经济体。

但是在启动内循环模式之下,确实要防止矫枉过正,关起门来,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卷化的问题,反而要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对外交流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与变化。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要发展好内循环经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柏文喜:随着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启动,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整合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过30多年的市场体系建设,中国以巨大的经济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一,但是市场条块分割的老问题并未完全消除,还需要借助此次强调经济内循环的机遇来消除市场流通体系的有形与无形樊篱。这主要表现在以行政区域形成的横向市场分割和以行业管理形成的纵向市场分割方面,以地方行政法规和行业准入、标准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还有所有制、户籍歧视造成的无形市场障碍问题。

这些行政性、制度性的市场分割在国内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断强化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弱化和现阶段不断弱化与隐形化、制度化等几个阶段,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消除,尤其是所有制和户籍歧视在制度层面仍有很多显性的设计并未消除,成为要素顺畅流动和市场一体化必须消除的障碍。比如城乡社保制度、公务员和城市社保分别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工程领域的所有制歧视与区域歧视依然十分突出等。

《中国经营报》:我们过去也讲建立“统一市场”,你认为,要打通国内市场,最难的是什么?

柏文喜:要打通国内市场,除了要解决横向和纵向市场分割问题,消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妨碍市场交流和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之外,最难的还是要摆脱经济发展模式中过于依赖投资、不重视消费的投资依赖症和收入分配问题,以及解决制度歧视以实现市场中性和竞争中性的问题。

扩大内需必须以扩大国内消费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经营报》:此次内循环转型,态势和方向具体有哪些转变?

柏文喜:内循环模式之下扩大内需,必须以扩大消费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启动经济内循环模式,也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市场、技术和要素的国内替代,把在外部市场得不到的东西在国内找补回来。

就市场而言,启动内循环意味着要把国外消失的那部分市场需求转变为国内市场增量,这也就是一个扩大内需的问题。从内需的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来看,投资需求最终增加的还是产能,需要更大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市场来承接,否则就徒增了一堆GDP数字而成了无效投资和投资浪费,因此,扩大内需必须以扩大国内消费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经营报》:那你认为,扩大内需,具体的举措有哪些?

柏文喜:扩大国内消费,首先要调整和提升国民收入结构中的个人收入占比。一方面,要求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要优先向个人倾斜,让消费活动具备消费能力支持和收入来源,改变之前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过低的问题,让中国社会逐步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和转变,赋予中国经济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同时,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改善分配机制的同时,还要以二次分配、转移支付的形式来缩小收入差距,让个人收入能够有效转化为消费投入。

其次要转变公共财政功能,以财政支持这只有形之手来弥补市场缺陷以实现社保、教育和医疗的均等化和全覆盖,破除其中的“双轨制”“多轨制”和人为设计的制度缺失并提高保障与服务水平,促使消费能力真正转化为有效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果。

此外,还要发挥财政工具的转移支付功能和二次分配功能,赋予低收入和无收入阶层以基本的消费能力,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和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提升社会总消费能力,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推动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此次疫情为例,将特别国债和以其他方式筹集到的资金直接发放现金给困难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并配发一定的抵用券和消费券,可能是比扩大基建更加直接、有效的刺激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办法,这一办法也为多国实践所证明。

房地产行业调控将迎考验

《中国经营报》:扩大内需背景下,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发展备受关注。有观点认为,内循环与房地产是互相矛盾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柏文喜:内循环模式之下,扩大内需必须处理好房地产下一步的发展定位问题。

目前无论是从经济规模及产业链的带动作用,还是从就业、税费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方面来说,房地产行业都已经和经济发展、金融安全乃至社会稳定高度捆绑,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行业、第一大推动力和政府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这也导致了内循环模式之下的房地产调控的两难问题。

内循环模式之下,国内经济无法通过扩大出口来将土地财政所推动的高房价引发的经济运行成本向外部转嫁和分摊,导致房地产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应更加显现。为维护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控制房价进而控制地价则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反过来,如果房地产市场不好甚至楼价下跌,除了危及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和就业之外,还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财政收入。

如此一来,房地产行业在未来只能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既不能过热,也不能下跌,这将是对行业调控的艰难考验。同时,财政也必须要在紧缩支出的同时实现自身定位的转型,需要从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向符合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实施者这一角色转变。

是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性举措

《中国经营报》:有一些说法认为,内循环是当前特殊情景下的一个必然举措,是一种短时策略。在你看来,内循环,是一个怎样的策略或者说战略?

柏文喜:启动内循环模式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长远性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所推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让中国经济与社会快速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并进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

目前,国际市场的有限增长和对外关系的变化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奔小康的现实需要,使得我们必须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那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在制造业不断升级迭代的同时,从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走向消费大国。因此,启动内循环模式,内外双循环并重,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长远举措,而非仅仅是因应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权宜之计。

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长远性举措,以扩大消费为基点来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社会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需要从整体上转变发展观和发展思维,从社会行政管理、市场制度建设乃至经济发展模式方面进行配套改革和综合调整,对内破除市场运行的一切有形与无形的障碍,对外继续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政府定位也要逐步实现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挑战空前企业应主动求变

《中国经营报》:在内循环经济模式下,国内企业也要随之有一些转变,你作为中国企业联盟副理事长,了解到企业目前遇到了哪些困难?

柏文喜:在内循环经济模式下,国内企业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以前一些主要做外销出口市场的企业会遇到困难,以服装行业为例,国内服装企业的年产能有300亿件,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再比如手机、家电企业外销的比例都非常大,全部依靠国内市场的话根本无法消化这些产能;再比如软件操作系统、中高端芯片主要来自美国或者依靠境外代工,内循环模式下真的就陷入困境了。

另外一些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可能还面临着零部件和市场双双受到限制的问题;而一些科技创新和工业设计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而迭代又比较快的行业内的企业,比如一些生物制药类企业可能遇到较大的问题。这些企业向内循环的转型和重建供应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再有就是中概股以及境外融资的主要资本市场方面,在目前以美元体系为国际金融体系底层框架的情况下,可能未来也会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中国经营报》:企业要在内循环经济模式下健康、良好地发展,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侧重哪些发力点?

柏文喜: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有波折,但是我们已习惯了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蓬勃向上的单边势头,而这一次疫情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则是空前的,可以说是“风高浪急”。这种情形之下,在内循环模式之下企业和企业家应该怎么办?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保持定力,未雨绸缪,守住青山待未来。

我们还是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只要市场还在,只要需求还在,只要社会还在发展与进步,只要人们希望生活得更好,企业就一定会有未来。

现在已不是“风雨欲来风满楼”,而是我们已处于风雨之中,那么也就不仅仅是未雨绸缪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必须强化利基,搞清楚我们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哪里、核心利润和现金流来源在哪里,然后加强合作进行抱团取暖,另外还要“深挖洞、广积粮”,提前做好应对不测和变化的准备,以免等问题发生了再困守愁城。

第二,主动拥抱变化和寻求变革。

我们必须要应对内外部市场的变化,主动寻求市场替代和产品替代,乃至营利模式的替代与变革。内外部市场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疫情之后和内循环模式之下必然发生的。比如以国内市场部分取代国外市场,那么就要加大参与内循环的力度;而启动内需和扩大新基建、提振消费,企业就必须抓住这一机遇进行产业布局和投资布局的调整;而内循环模式之下房地产的成本效应凸显将导致这一行业调控加剧的长期化以及财政收支的收缩,企业也需要对这一变化有足够的考量。

第三,以创新求生存与发展。

每一次经济与社会危机都是科技与市场创新的时代,市场的拉力与生存的压力是推动创新的最大动力,而每一次经济危机和低潮期实际上都是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高峰期,也正是依靠这些创新才让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走出了危机并迎来了新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在内循环模式之下,根据经营环境变化来不断创新以求生存与发展,寻找新蓝海、新科技、新模式,是变化中不变的命题。

同时,我们要知道,危机未必不是机遇,汉语的词汇很有意思,“危机”也意味着目前的危险和压力中孕育着新的机会。比如为抗击疫情各国央行都释放了极大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实体经济不振而导致大宗商品缺乏投资价值,流动性的超量释放就成了资本市场和楼市的机遇,如果这个时候去资本市场融资则未必不是好时机。

(编辑:孟庆伟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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