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称通胀已经大幅度下降 美国对等关税对通胀问题有多大影响在2025年5月7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主席鲍威尔强调“通胀已大幅下降”,但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正成为通胀反弹的关键变量。这场由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经济博弈,既考验着美联储的决策智慧,也暴露出全球化时代政策工具与市场规律的深层矛盾。
通胀回落的技术性真相
鲍威尔所称的“通胀大幅下降”基于2025年3月数据:CPI同比增速降至2.4%,核心CPI同比增速3.1%,均较峰值显著回落。这种改善得益于供应链修复与能源价格稳定,但结构性隐患依然存在。核心服务通胀仍维持在3.8%,房租价格滞后调整尚未完成,而劳动力成本刚性支撑着服务领域价格。更关键的是,此轮通胀回落并未计入关税冲击——美国3月CPI数据统计截止时,特朗普政府尚未全面实施145%的对华关税。鲍威尔称通胀已经大幅度下降 美国对等关税对通胀问题有多大影响
关税传导的三重路径
“对等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已显现传导效应。首先,直接成本推升:进口消费品价格首当其冲,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45%关税,使电子产品、服装等终端零售价上涨20%-30%,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未来一年通胀预期飙升至6.7%,创1981年以来新高。其次,供应链重构成本:企业被迫调整全球采购策略,美企从墨西哥、东南亚转移订单产生的物流与认证成本,使汽车零部件采购价上升18%。最后,预期自我实现:消费者恐慌性囤货与厂商提前备库,导致短期供需错配,4月美国仓储物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2%,创2024年以来最大涨幅。鲍威尔称通胀已经大幅度下降 美国对等关税对通胀问题有多大影响
历史镜鉴与模型推演
参照2018-2019年贸易摩擦经验,关税对物价的冲击存在6-9个月时滞。但此次关税幅度与覆盖范围远超以往,耶鲁大学模型预测:若关税持续实施,美国PCE价格指数将在12个月内额外抬升2.1个百分点,使通胀率重回4%以上。更危险的是“滞胀”风险——穆迪分析显示,关税可能导致2025年GDP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形成“高物价+低增长”的恶性循环。这种情景与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当前全球债务规模高达307万亿美元,政策调控空间更为逼仄。
美联储的决策困境
面对关税引发的复杂局面,鲍威尔明确表示“不急于降息”,这一立场折射出双重困境。一方面,过早宽松可能强化通胀预期:3月核心PCE仍达2.8%,距离2%目标尚有距离,若此时降息恐引发市场对联储抗通胀决心的质疑。另一方面,维持高利率加剧债务风险: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已占GDP的4%,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5%警戒线,企业债违约率升至3.2%。这种“松不得也紧不得”的困境,迫使美联储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策略——通过减缓缩表速度(国债缩减上限从250亿降至50亿美元)维持市场流动性,同时观望关税谈判进展。鲍威尔称通胀已经大幅度下降 美国对等关税对通胀问题有多大影响
全球化定价体系的重构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美元信用动摇。传统上,美元升值可抵消部分输入性通胀,但此次关税战动摇了美元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4月外资持有美债规模减少420亿美元,美元指数波动率升至2020年3月以来新高。这种波动削弱了美元的价格稳定功能,使关税冲击更直接传导至终端物价。中国采取的稀土出口管制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则进一步冲击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体系,铝、锂等关键原材料价格波动率扩大至35%。
在这场现代版的“特洛伊木马”博弈中,鲍威尔与特朗普的政策博弈映射着经济规律的最终裁决。正如鲍威尔所言:“没有物价稳定,就无法实现长期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但关税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正在考验这句箴言的现实解释力。当政治决策与市场规律激烈碰撞时,美联储的利率工具箱恐难独力调和这场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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