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家戴逸逝世享年98岁 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

 清史大家戴逸逝世享年98岁 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悉,1月24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戴逸曾说。

 戴逸被学界誉为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他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40余部,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语冰集》《涓水集》《繁露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发表文章800余篇。

 戴逸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他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从1978年起,戴逸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厘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

 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在纂修过程中,他还注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2018年,12卷本《戴逸文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澎湃新闻记者1月24日上午从相关部门获悉,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月24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公开资料显示,戴逸出生于1926年,江苏常熟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清史大家戴逸逝世享年98岁 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

 戴逸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后留校任教。戴逸1972年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拨归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人大复校后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他最初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研究,后转入清史研究,是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

 据央视网此前刊文介绍,1958年,当戴逸携《中国近代史稿》出现在这条嶙峋山路上时,年仅32岁,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这本38万字的专著以观点鲜明、分析深入、态度严谨,得到史学前辈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邓拓等人的好评与赏识,也一举奠定了他青年史学家的地位。同年他成为人大老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

 1959年,受吴晗先生之邀,戴逸出任《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当时那是一套趣味与品位兼具的畅销读物。 1965年,经董必武副主席提议、周总理亲自商议安排,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为七委员中最年轻者。

 此后,戴逸受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领衔主编《简明清史》第一、二册,被称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鸦 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专著,国家教委指定其为大学文科教材,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获吴玉章奖。

 戴逸还曾主编了获“中国图书奖”的22卷本《清通鑑》和《中国通史·彩图版》,主编了9卷本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承担了“六五”社科项目10卷本的《清代人物传稿》(下);出版了《乾隆及其时代》等历史专著和论文随笔选编《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

 1987年至1997年,戴逸担任两届中国史学会会长。他以等身著述和极高的学术威望,支撑起人们常常称誉他的8个中国汉字:清史大家,史学重镇。

 2002年8月,戴逸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先后赴越南、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地讲学。

 201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特别策划《先生》,播报《戴逸:半生心血,一部史书》。2018年,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制作专题纪录片《半世清史——戴逸》。清史大家戴逸逝世享年98岁 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

 据央视网此前报道,成为学界名人,被人最常问及的便是:“成功法则”,戴逸教授曾著文总结为“四字境界”:勤、苦、乐、迷。平日谈吐中,他又合并简化为两项:志趣和投入:“干自己喜欢的专业,有废寝忘食的投入,投入愈大获得的乐趣愈多,再激发起更大的投入,循环反复其乐无穷”,他的经验是,视专业如同恋情人,“全部思想感情专注在她身上,每时每刻都惦念她,一往情深如痴如呆,在其他问题上则心不在焉……”

 正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探讨“戴逸先生的成功之道”,他的几位学生有不同角度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任所长罗明教授认为:“戴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目前高校的学科教育就存在窄的问题。”

 他的另一位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王俊义认为:“戴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

 戴先生的博士黄爱平教授认为:“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和我们这些在新中国长大的学者也不同,我们没有那种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也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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