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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发布时间:2024-02-08 06:00:00    作者:xjh    来源:   

 近期关于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出现,从上海的一系列白蕉、沈尹默特展,到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刘海粟首次书法特展,再到东京的吴昌硕诞辰180周年特展,都让人引发对于近现代上海书法界的种种反思。“海派”是个大熔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派中有派”。如是,构成了“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正在日本东京展出的吴昌硕书法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北京中国美术馆,刘海粟首次书法特展现场

 自从晚清张祖翼第一次提出“海派”二字,由贬渐褒,逐步得到了广泛认同。“海派”从绘画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地域文化认同。地域文化对于书风显然有塑造作用。不能不说,在信息化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诸多地域书风正在消失,因为取法碑帖资料不再有独占性,师承关系也被函授甚至更广泛的网授所取代。但“海派”似乎是一个例外,地域性特征依然非常稳固。原因在哪里?

 在大众眼里,针对“海派”书法的评价,有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近现代)而薄今(当代),认为辉煌难续;二是一些书家的评价,往往是一句话总结,贬多褒少。比如针对沈尹默书法的评价,大多引用陈独秀的评价,针对邓散木则认为习气太深,“铁化泥、泥化粪”。不难看出,颇为笼统,大而化之,甚至一笔抹杀。针对第一点,可以给出的解释是,书法的发展存在峰谷状态,此起彼伏,属于常态。如果将时间拉长,以历史时光的焦距来观照,就会更加心平气和。至于第二点,一个有成就的书家,能够跻身书林,自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更不可能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否定的。一如当下的短视频“批评”很火,看似落了痛快,却无法触及深层的思考,甚至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针对海派书家的评价,一方面要放在整个时代环境和地域环境中来思考;另一方面,最终要回到个案本身,关注“合订本”。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上海程十发美术馆,“沈尹默 潘伯鹰 白蕉书法学术特展”现场

 为什么说“派中有派”是一种驱动力?即以碑帖划分而论,“海派”同时存在碑帖两大阵营,且代表性书家甚多。碑帖之区分,从取法资源到笔法风格再到审美意味的区别甚大,但本身确实有很多说不清的地方。事实上,碑帖“分野”是人为确定的“对立面”。所谓“帖学”,有一个不断理解和发掘的过程。简而言之,即崇尚魏晋以下法帖的“学派”,发端乃是建立在北宋时期《淳化阁帖》传拓的基础上。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学晋人之帖,主要是以“二王”为代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云:“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康氏的“帖学”概念,有时候就等同于“晋唐行草”。二是学晋唐以来的行草和小楷,在二王以外另辟蹊径。三是学阁帖,甚至主要指学赵孟頫和董其昌。马宗霍说:“帖学自宋至明,皆所宗尚。”所谓的“碑学”,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种情形:一是专指北碑。张宗祥《书学源流论》说:“自慎伯之后,碑学日昌,能成名者,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三人而已。”二是北碑加篆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篇说:“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三是广义的还包括唐碑。“碑学”是建立具体的刻碑基础之上的。从历代刻碑的兴起和发展进程来看,广义上包括汉碑、晋碑、魏碑、隋碑和唐碑等,作者多半是无名氏,狭义上主要是魏碑,包括墓志、摩崖和造像,几乎包罗万象,有足够的数量提供给取法者。从帖学的进程来讲,加以取法书家相对基本固定,主要是二王、苏黄米蔡和董其昌等代表性名家。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明代董其昌书法局部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帖学”根本上立足点在于“二王”。那么,“二王”本身到底是帖学还是碑学?“二王”肯定是曾取法汉碑的,有关《瘗鹤铭》的作者有一种说法,被认为是王羲之。不管观点正确与否,这一点说明了,单纯地将王羲之视为“帖学”属于后人的解读,在前人眼中并无此分类。再者,要想找到纯粹的写帖学或写碑学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恪守纯正“帖学”之人首先想到的是董其昌。按照籍贯来说,松江明代时属苏州吴门,今天属于上海,可归为“前海派”,其实董其昌也学颜真卿《多宝塔碑》,就是涉猎了唐碑,只是相对来说,一生中“帖学”所占比例是非常大的。纯正的“碑学”,则想到一个人,就是陶浚宣。不能不说,陶浚宣的魏碑,已经走向程式化,类似帖学的“馆阁”。所以说,无论是碑还是帖,都有可能出现固化。陶浚宣的魏碑实是“新魏碑”的源头之一,还有一部分笔法来自于张裕钊。这恰恰验证了一句话,“学如牛毛,成如麟角”,成为大师是小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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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曾植书法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王蘧常晚年代表书作《十八帖》局部

 归属“海派”的晚清碑学阵营之中,代表人物层出不穷,选出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和曾熙等五人,分别有各自的立足点,沈曾植以《宝子碑》结合章草,吴昌硕主攻《石鼓文》,兼写魏碑,康有为是伊秉绶行书加上《石门铭》,李瑞清以《郑文公碑》为主打,曾熙是《瘗鹤铭》当家。不难看出,各见个性风貌,当然也有交叉,比如李瑞清也写《瘗鹤铭》,即便如李曾关系如此紧密,依然有鲜明的风格辨识度,这正是他们值得称道之处。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在日本东京展出的吴昌硕书法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康有为书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直到六、七十年代,沈尹默、邓散木、马公愚、潘伯鹰、白蕉、章士钊、乔大壮、汪东、曾履川等人,在海上高举“帖学”大纛,崇尚晋唐,力追“二王”,成为帖学复兴群体的重要人物,从中也可以选出沈尹默、白蕉、马公愚、邓散木和潘伯鹰等五位。如果加以细致分析,会发现他们并非纯粹只写“二王”,沈尹默曾集中临习了《龙门二十品》《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北碑名作,取法唐人以褚遂良最多,潘伯鹰和马公愚也写褚,皆偏爱《雁塔圣教序》,马氏写魏碑较多,早年曾专攻赵之谦,白蕉写欧字,邓散木是篆隶当家,亦写欧字。以上五位,最为人瞩目的主要在于对“二王”的取法不遗余力,对于后世最大的启示是,各见所长、各有千秋,异曲同工、和而不同。同样写“二王”,沈尹默对于古法传承大有裨益,白蕉下笔便见风流倜傥之态,邓散木能于精熟中见欹险,马公愚可以在法度中见性情,在处理“古”与“我”的关系上得心应手。因为注重多种碑帖的融合,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故而同时主攻“二王”,气质存在细微差异,值得玩味。相比之下,“跟风”和“雷同”在当下为人重度诟病,千人一面的确不可取。很多时候会归罪于潮流。其实,所谓的潮流,即是多数人选择的总和,关键是个人如何对待潮流。就“海派”而言,潮流塑造“海派”,“ 海派”塑造潮流,多个领域需要有一批有志者来共同研究,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跟风,而是侧重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探索,所谓“嘤其鸣矣,以求友声”,但最终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反思“海派”书风,无论是其中的碑学还是帖学,都是开放式的,不能画地为牢。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潘伯鹰书法

 现实情况是,写碑的人也写帖,写帖的人也写碑。融合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和做法,差异在于结果。从创作形态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分野:一方面是应酬和应制,专门的作品,强化个人代表性风格印象;另一方面主要是尺牍和日常书写,可以看到个人的性情。到底哪个是真身呢?两者都是。就好比人有多面性,有七情六欲,这就是一再强调,看待书家要看“合订本”的原因,避免以偏概全。即便如李瑞清,应酬和应制很多,不免刻板拘挛,但手札仍然有性情之变,流露出帖牍韵致。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沈尹默书法

 可以说,真正绝对意义的取法纯正是不存在的,书法家尤其是大家,一定是“杂食”路数。每个书家都可能是塑造经典的力量,经典的地位确立之后,又反过来塑造后世的书家。有时候“烧冷灶”,不失为寻求突破的办法,于后世而言,有些“猎奇”的意思,而在当时就是“尝鲜”,发掘的资料多,一窝蜂、一股脑地去尝试,然后就筛选出了经典。但就经典而言,除了共同的经典之外,也得考虑个人因素,即个人心目中的经典,《石门》《张迁》《曹全》名气再大,也有人不喜欢,个人偏好常常发挥主导作用。比如成就赵之谦的,就是《刘熊碑》,任谁也想不到。所谓的“纯正”既是理想主义,也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融合是一种趋势,甚至是一种大势,未必只是说碑帖融合,而是多种书体的融合,比如来楚生将隶书和汉简结合,形成独特风格。马公愚也是汉隶与汉简结合,与来楚生的风格渊然有别。这就是“和而不同”。真正的纯正,就是经过提炼,实现风格的纯正。这当中隐含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个性与习气的关系。超凡的个性往往伴随着沉重的习气。一般的书家个性与习气兼有,但是,有很多创作只是“花样”,而不是真正的个性。“海派”帖学大家有个性而无习气,难能可贵。换一种说法,艺术家一定要有类似过滤器的功能,取决于个人的境界和修养,以及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度,最终回到日常化、回到现实、回到当下,才能让自己的思想变得鲜活起来。每当社会价值观紊乱之时,人心就会浮躁,浮躁的时候就会不安,个人需要借助艺术给予力量。书法可以在让人身心愉悦的同时,获取审美经验,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将种种人间琐事转化为包含闲情逸致的诗意人生。说到本质,其实就是保持自己的童心。创新从来都是书家无法超越的使命,需要借助很多力量,而童心会直接带给人强烈的心理体验,唤醒深层的感知和记忆,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就碑帖融合来说,存在碑与碑、帖与帖,帖与碑、碑与帖的不同选择,尤其是后两者不是简单的顺序问题,而是先入为主的问题,先写碑还是先写帖,结果大相径庭。个人风格中多种碑帖的成份,无法掌握绝对比例,也无法在创作中标准量化的,占比准确到某个数值。也正因为如此,风格才会千姿百态的。原因在于,风格形成的过程不同,先后顺序,侧重点有差异。时下的书风雷同,根本原因在于直接接受“现成的结果”,甚至直接“抄袭”某个人的书风,没有锤炼的过程。但对现状不必过于担心,再过几十年,时间选择其中最优秀者,实现“合并同类项”。其中有两个人比较特殊,一个是赵之谦,一个是于右任,两人的碑帖融合尝试极具典范意义。赵之谦从颜真卿入手,而后宗法邓石如,冶魏碑和篆隶于一炉,在北碑上用的功夫最深,主导了自身书风之个性,而后取法“二王”,以帖化碑,自成新貌。于右任从魏碑入手,以碑融碑,“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 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中年后有志于“标准草书”,援碑入帖,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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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之谦书法

 如前所述,无论取法碑或帖,都有可能形成桎梏。这当然属于极端情况。在这两端之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书风的“俗化”。尤其是针对沈尹默,因为陈独秀棒喝其俗而广为人知。学“二王”确实易俗,但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甚至于在后学之辈手中,“法”的束缚也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后学期书风者愈加拘谨刻板,甚至有了今天的行书电脑字库,是喜是悲?学“二王”易俗和变法之难,是取法“二王”的两个“坑”。

 如前所述,沈尹默在传承古法的示范方面功不可没,白蕉则示范了当代人也可以有百分百的魏晋风度,邓散木在多种篆书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最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各自的立足点,在“正”字上做文章:从大处着眼,整理出正脉,循此为宗;从小处来看,要求个人作品保持纯正的格调。即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毕竟,后世仍不敢说超越了他们。再者,针对“俗”的理解是多元的,除了恶俗、庸俗之外,还有世俗、熟俗、民俗之意,偏向于社会大众。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经历新旧时代的转换,甚至于书写内容都可能成为“保护伞”,特别是到了晚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向雅俗共赏易懂这一方向靠拢,限制了自身个性的有效发挥与彰显,战战兢兢寻求人民群众的认同,更使得个人性情难以抒发,像邓散木更是大力推广钢笔字,书写了大量的简化字多体范本。凡此种种,皆不能过于苛责。知难行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成为大师者,往往是开悟的智者。书法需要与人生同步的积淀和智慧。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白蕉书法局部

 书家个性的形成,应该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天性,天资如何,在此基础上扬长避短,二是灵性,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问题,灵性来自天生,但也会随着环境变异而消失殆尽。最引人反思的是,所谓的“个性”,是不是一定要非常激越,或者重度夸张变形?有时确实需要,不管平淡还是激越,主要看个人所处的时空与特定的状态,发之以情、止乎于礼,过犹不及。不管如何,一定是是个人天性、心性和灵性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一是本心,如六祖惠能大师说过:“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认识自己的内心,激发自己的真心;二是本法,书法嫁接了太多的成份,附属物成了累赘,书法创新需要觉悟,但很多因素限制了觉悟,正如《起信论》中所言:“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海派”书家取法“二王”的共同经验说明了一点,激情和理性缺一不可。所谓的“理性”,换一种说法,就是“讲究”二字,大有文章可以探讨。现今还有多少书家注重“讲究”二字?其中蕴含的真谛在于,像沈尹默对古法的坚持,保持自己的敏感度。敏感不仅仅是感性的认识,也是理性的认识,是书家对创作的感受和表达,保持开放的心态,能够感知到别人感受不到的元素,直至引发一定的灵感,直至转化为艺术创作。类似于个性风格问题乃至于“碑帖融合”等问题,不管如何,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时代风潮会对个人产生作用,但个性的最终形成,仍是个人坚定选择的结果。从具体作品可以看出其中的稳定性和随机性,多种“合力”共同塑造了个性风貌,归结到一句话,一定要有“立足之本”,即每一种书体,都要有毕生所坚持的主脉,否则就如散兵游勇,难成气候。只有真正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先有坚定的信念、理念,而后有条不紊地从事实践,终有所成。书家个性风格的最终形成,是审美意识不断选择和变迁的结果。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刘海粟手札

 章太炎有言:“夫艺术者,患其不能新,亦患其不能故也。” 这正是当下一直关心和争论颇多的关于“出新”和“入古”问题。所谓“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曾经见今人”,从古至今,既有恒定不变者,亦存在一代有一代之风尚的变化,不能视而不见。有鉴于此,书家印人的个性建立实质上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个性之难,难于上青天,既要符合古今之变与不变的大前提,更要找到自身的切入点。任何一个书家,在一生当中,会有一些求变、促变和生变的关键“节点”。特别是书家到了晚年,当功力够了,心态上也做好了准备,最大的愿望就是变一变,突破自己。至于结果,只能留给时间。

近期海上书坛名家大家的展览不断 “海派”书法兴盛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吴昌硕 齐云馆印谱 1876年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回望“海派”,这一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甚至于引领艺坛一代风骚者也不乏其人。这是一个大熔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彼此相互影响也相互比拼,最终有一席之地。在沈尹默和白蕉等前辈们生活的时空中,面对的是“二王”的回归,共同开启了重新经典化的过程。不难发现,他们彼此的个人风格与时代潮流的起伏极度吻合,前半生写碑,因为正逢碑学兴起,后半生侧重帖学,因为“二王”又回到书家视野,从碑到帖,即便是“碑帖融合”,也是顺其自然。但就个人而言,必须“和而不同”——这与“百家争鸣”其实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若是千人一面式的雷同,就不可能有“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

 所谓“海派”,真正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关“海派”书家,有许许多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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